高考的分数不过是一个结果，它体现的是一个孩子背后家庭过去十八年能够给予的能量。

新闻要连起来看才能有喜剧效果——

新闻①：今年国家知识产权局职工子女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八名被清华大学录取，两名被北京大学录取；

新闻②：央媒谈考公考编热潮，认为并非所有人都适合体制内工作，研究生不应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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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高考的分数不过是一个结果，它体现的是一个孩子背后家庭过去十八年能够给予的能量。

引用一下中国教育学者、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王伟宜在《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人学机会差异的研究》中的研究数据（注意，这是十余年前的调查）——

王教授把中国社会阶层分为十类：

①国家与社会管理者；②经理人员；③私营企业主；④专业技术人员；⑤个体工商户；⑥办事人员；⑦商业服务业员工；⑧产业工人；⑨农业劳动者；⑩城乡失业（半失业、无业）者。

作者抽样调查了三十四所高校，发放了九千份问卷，统计计算了这些阶层相应的「辈出率」，即某一社会阶层子女在大学生中的比例，与该阶层人口在该社会全体职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之比。

结果分别为：.9、2.52、5.9、2.67、2.7、0.84、0.51、0.76、0.59、0.47。

当年辈出率最高的是私营企业主阶层（5.9），你可以简单理解为马云/马化腾们的子女；排名第二的就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9），也就是本文开篇的新闻主角。

可以看到，最高阶层的辈出率是无业失业者阶层(0.47)的12.6倍，是工人阶层的7.8倍，是农民阶层的10倍。

再看王教授七年前时发表过的一篇调查《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获得的阶层差异状况分析：--基于我国7所重点大学的实证调查》，其中鲜明指出：

年之前，阶层间辈出率的最大差距逐步扩大，在年达到了4.6倍，即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入读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农民阶层子女的4.6倍。

到年，阶层间辈出率的最大差距有所下降，为0.1倍，即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入读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工人阶层子女的0.1倍。

而重点大学中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比例的减少，一定程度上不过是因为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出国，而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公平有很大改善。

当代社会契约论大师、《正义论》作者罗尔斯曾提出著名的“无知之幕”的观点，简单而言就是瓦坎达人对于天降陨石不具备任何的“道德应得”，他们只是“投胎”恰好投在了这个地方而已，只不过是中了一张巴菲特口中的“卵巢彩票”而已。

比如一个瘦子和一个壮汉一起搬砖，毫无疑问壮汉更擅长于搬砖而瘦子弱于此，此时瘦子付出了壮汉%的努力，然而其工作成绩只有壮汉的1/2——在绩效工资的前提下，壮汉获得了瘦子两倍的工资。

也就是卢梭说的：

一个巨人与一个矮子在同一条道路上行走，他们每走一步都会使巨人拉大他与矮子之间的距离。

所以罗尔斯会发问并认定：

这是真正的公平公正吗？只有有利于最底层人民(弱者)利益的不平等，才能够算是公平公正。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西莫斯可汗曾有研究：

90%的哈佛学生来自的家庭，收入高于美元的国民收入中位数，而且哈佛的招生办主任定义的哈佛家庭的“中等收入”，是介于美元和00美元之间的。

七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在一份关于十一所声名显赫的大学的取样里，收入在全国水平位居下游的学生家庭占全体学生的百分比大致保持稳定，大约10%。

与此同时，收入水平位居上游的百分比扶摇直上，从三分之一多一点到整整一半……如果这个取样扩展到前位的大学，位居下游的只占全部学生的%。

我们好像可以用“优秀”这个词为个体卸下社会纽带和身份的陈旧包袱，替之以个人性格特点——勤奋、守纪、具有天分和其他可以脱离社会生活来衡量的人力资本。但是，采用这种研究方法显然会导致不合实际的结果。

粗略浏览一下圣保罗精英中学，毫无疑问，这所精英学校是特权在握的年轻人们度过青春年华的地方：三分之二的学生家庭能为孩子上高中支付每年美元以上的费用，圣保罗毕业的学生最有希望去的学校是哈佛，接着是布朗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达特茅斯、耶鲁、康奈尔、普林斯顿和斯坦福……这些院校对圣保罗学生的录取率是全国平均值的三倍以上。

近年来，圣保罗0%的毕业生都去了常春藤盟校，大约80%的学生在美国前三十的大学和文理学院深造。学校每年超过美元的学生平均支出，几乎是大多数高中的十倍。

圣保罗中学收到的捐款也在美国所有院校中排第一(大约每个学生一百万美元)。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所学校都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