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裹挟的美国高等教育,精英也是失败者

年,美国曝出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起高校招生舞弊丑闻。联邦检察官对50人提出指控,知名演员、商业领袖及其他富有的父母涉嫌行贿(金额从5万到万美元不等),为子女“购买”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及其他名校的新生入学资格。

一时间舆论哗然,美国两党政要也纷纷对其予以谴责。

公众异常无须解释,因为这践踏了美国人深信不疑的“优绩主义”理想或“优绩制”(meritocracy)原则:社会与经济的奖赏应当依据才能、努力和成就这些“优绩”来决定。

人们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公平竞争,成绩优异者获胜。因此,最好的大学应当录取成绩最出色的学生,收入最高的职位应当留给最有能力的人才。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不容挑战的理想原则。

作为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从道德哲学思考出发,揭示了优绩制的不公平性:影响我们成功与否的因素大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的,例如性别、种族、地区、健康状况、天赋、家庭背景等,这些“运气”和你自己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你能否进入大学、能读什么样的大学,进而影响你未来的事业发展。

如果命运如此深刻地依赖于我们无法选择的运气,那么获得的成就是我们理所当然得到的吗?

桑德尔认为运气在道德上是一个“任意”的因素,因此依赖运气取得的“优绩”,并没有道德上“应得”的正当性,那么凭借“优绩”获得的社会等级也就谈不上公平。

以下文字节选自《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如何定义成功?》。

受伤的赢家

优绩至上教育的军备竞赛让竞争向有利于富人的方向倾斜,并让富有的父母能够把他们的特权传给自己的孩子。对于那些缺乏有利条件的人,这显然不公平。

精英教育的遴选斗争催生了不利于青少年成长的教育文化,这种教育文化以追求成就为导向,一意孤行地全方位挤压。

在《特权的代价》一书中,她观察到,美国新的风险群体是来自富裕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的青少年。

尽管他们拥有经济和社会优势,但在美国所有的青少年群体中,他们患抑郁症、滥用药物、患焦虑症、患躯体疾病和感到不快乐的比例最高。当研究人员对比所有社会经济阶层的孩子时,他们发现最有问题的青少年通常来自富裕家庭。

是什么导致了富裕家庭的年轻人遭受过度的情绪困扰?

答案在很大程度上与优绩至上竞争的逼迫—马上执行、取得成绩、进入名牌大学——追求成功的压力——有关。

那些在精英遴选的战场上取得胜利的人,虽然胜利了,但也受到了打击。与心理健康问题作斗争的人数量惊人,且并不局限于常春藤联盟高校。

近期对美国多所大学的名大学生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大学生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包括抑郁症和焦虑症患病率的上升。

在过去一年里,每5名大学生中就有一人有自杀的念头,每4名大学生中就有一人被诊断为患有精神疾病或接受过治疗。

除了这些临床症状,心理学家还发现了困扰这一代大学生的不易察觉的苦恼:“隐秘的完美主义流行病。”

多年来的焦虑奋斗让年轻人的自我价值感变得脆弱,为成绩所左右,容易受到父母、老师、招生委员会,最终是他们自己的严格评判。

“在用表现、地位和形象来定义一个人的用处和价值的世界里,完美自我的理想尽管是非理性的,却已经变成每个人都想要的东西,甚至是必要的东西。”

完美主义是伴随优绩至上而生的典型弊病。在年轻人“受到学校、大学和工作场所的无情分类、筛选和排名的时候,优绩制把对奋斗、表现和成就的需求置于生活的中心”。达到有所成就这一目标的成败,逐渐被用来界定一个人的自我价值的优劣。

继续跳钢圈

精英大学的入学政策助长了人们对成绩的狂热,分类和竞争的本能侵入了大学生活,学生们重新演绎了接受和拒绝的仪式。在大学,比拼文化日益极端,结果一些学生在大一的时候就要去修读“遭拒次”(Rejection)课程,这门课程专门讲授如何应对比赛未能晋级的失望。

学生组织也在吹嘘它们的低录取率。哈佛学院咨询小组自称哈佛校园里最挑剔的学生组织,录取率低于12%。组织新生迎新周和举办校园巡游的深红钥匙社也宣传其申请难度高,只有11.5%的申请者能通过选拔。

比拼文化的兴起,说明了大学教育正在转变为一种为培养具有竞争力的精英而进行的基础培训。分类和争先,挤走了教和学。

除了比拼和建立关系网络外,还有对分数的痴迷。年,在人们记忆中最大的常春藤联盟高校作弊丑闻中,大约70名学生因在课后考试中作弊而被迫从哈佛大学退学。

但作弊并不是分数强迫症的唯一表现。在一所知名的法学院,教师们接到通知,不要告诉学生上一学期的成绩何时公布,因为经验表明公布分数会引起太多的学生焦虑。现在,分数发布时间也要精心安排,以方便焦虑的学生能及时寻求咨询和帮助。

傲慢与羞辱

优绩至上的社会制度同时在两个方向上施加其暴政。

在那些处于顶端的人中,分类机制会引发焦虑、让人身心俱疲的完美主义及优绩至上的傲慢,这种傲慢努力地掩盖脆弱的自尊。

而在分类机器筛选掉的那些人中,这又强加了令人沮丧甚至具有羞辱性的失败感。

这两个方向有共同的来源:始终不渝的优绩至上信念。

如果认为高等教育是造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收入和社会不平等的唯一原因,那就错了。在这种情况下,市场驱动的全球化、当代政治的技术官僚转向及民主制度的寡头垄断都是同谋。

值得考虑的是,可以做些什么来减轻精英分类的残酷影响,而且必须从两个方向来做:既关心精英分类给那些被筛选为胜利者的人造成的创伤,也关心精英分类给那些被标记为失败者的人带来的羞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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